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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动态
叶险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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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险明,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学术界》2019年第2期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然而,目前中国尚未建构起以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致使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处于萎缩状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间的逻辑联系,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中国意义的限定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才能够“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并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哲学成果。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困境

  

  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既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框架、历史观立场、价值观取向和相关思想来源及其各类先定理念的拷问,是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基础、方法及其框架的建构,是在这种拷问和建构中对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昭示。其主旨,正如马克思自己在1880年初所言,就在于“为了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1]。这种批判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路径,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所以,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和展开,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和发展以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创建。[2]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逻辑上包含着他对德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3]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过程来看,没有马克思对德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也就不会有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和展开,当然也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和发展。同理,在目前中国学界,如果没有对中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从而没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就不可能有昭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当然同样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

  那么,目前中国学界有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呢?这是一个需要加以限定的问题。如果仅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而言(这里姑且不论研究的正确与否),目前中国学界是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界这方面的著述数不胜数。但如果就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的批判性反思而言,[4]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学界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至少从发表情况来看是这样)。当然,这并非是说学界没有关涉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内容的研究,而是说:目前学界在整体上尚未有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进行深刻批判性反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目前学界已有的相关著述,大都是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以及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充其量再加上对这两类论述的“当代意义”的阐释),来直接充当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本身的研究,故缺乏批判性的反思。这种简单的“充当”显得“不伦不类”:说是对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西方问题的研究,但其形式上的指向又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说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其实质性内容又与中国人的真实体验大不相符。

  因此,要确认目前中国学界基本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必要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搞清楚与其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直接照搬到中国。应当承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跨越时空的理论张力,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但它不能替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建构过程,其主要根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藉以开展的“西欧场域”与目前处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场域”有很大不同。在马克思所处的“西欧场域”,资本逻辑开始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即权力逻辑开始在总体上服从、从属于资本逻辑,整个经济社会运行过程愈来愈不再受权力逻辑的操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开始成为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的经济社会运行形式;封建等级的社会关系已基本解体,以法律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现雏形或端倪。进而言之,只有在“西欧场域”,才能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在逻辑上表明,马克思以“西欧”为场域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能照搬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晚年,当马克思把以“西欧”为场域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推及到当时的落后国家——俄国的农村公社时,他设定了由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具体的历史环境”[5],并反复强调:在《资本论》中,既没有“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即赞成俄国农村公社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依据),也没有“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即反对俄国农村公社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依据)。当然,笔者的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资本论》与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展没有关系,[6]而是说不能用《资本论》来替代对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所以,当我们肯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跨时空的巨大理论张力时,务必不要以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以及对其当代意义的阐释),能够替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实际上,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不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建构的具体路径,正如从《资本论》中无法找到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的具体发展道路一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跨时空的理论张力及其相关启示,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宽广的世界历史背景和走向、一种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积淀和传承,而绝不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路径。笔者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为,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如何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跨时空的方法论张力及其相关启示,理解为一种宽广的世界历史的背景和走向、一种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路径,这本身就是目前中国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从逻辑上看,在没有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难以“成型”,遑论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迄今为止学界已发表的相关著述来看,不少学者在方法论上往往把目前处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场域”,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西欧场域”,甚至现代西方社会混为一谈,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不能摆正目前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缺乏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特征及其由以产生根源的批判性思考。例如,在我国学界已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的著述,大都在阐述中国如何从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发展、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但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既没有马克思所具体描述的“纯粹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没有马克思所具体描述的“纯粹的”物的依赖关系,抑或说,既没有相对独立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物的依赖关系。在以深受行政权力影响的市场经济及其“非常态”发展中衍生出来的关系既不是“纯粹的”人的依赖关系,也不是“纯粹的”物的依赖关系;形成的问题域既不是西方社会意义的前现代性问题域,也不是西方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域。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有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发展(以致在不少重要生产和科研领域能与西方社会相抗衡),但“现代性”一般的积极意义不仅没有多少凸显,而且,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因素及其影响还有所强化和增强;极端的功利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日益膨胀,但这主要不是由西方观念中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引起的,而更多地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不排斥科学的“具体效用”,但却排斥科学的独立和自由、科学的文化以及科学的价值理性。可以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科学主义”更多地与迷信、唯上盲从或“权力崇拜”纠缠在一起。笔者以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正确认识上述关系和问题域,无疑有助于推进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特征及其由以产生根源的批判性反思。没有这种批判性反思,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

  要深入把握目前中国与现代西方社会在上述“关系与问题域”方面的显著差异,还必须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不同存在结构加以考察。应当承认,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都存在着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故都可以找出近似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表现形态,然这两者在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却有不同的存在结构。在现代西方社会是资本逻辑占绝对统治地位,权力逻辑在整体上依附或服从于资本逻辑。而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是权力逻辑占绝对统治地位,资本逻辑在整体上依附或服从于权力逻辑。也正因为如此,整个社会关系仍然具有“等级”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在第一种“存在结构”中,权力逻辑难以全面地渗透到经济社会活动中,故资本逻辑一般能以正常的形态起作用,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才滋生出各种制约和否定自身的关系、力量和因素来。而这些关系、力量和因素就是解决由资本自身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条件和前提。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如是说:“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7]进而言之,在现代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运行虽然也需要权力逻辑的服务,但其同时又是权力逻辑无限扩张的天敌,它不允许权力逻辑尾大不掉。不过,在一定条件下,在第一种“存在结构”中,资本逻辑自我否定过程不仅有迟滞的可能,而且其还会借助权力逻辑而无限膨胀,不断地侵害劳动,遏制了劳动的肯定性发展,使劳动者不能全面享受自己的成果,故必然诱发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目前现代西方社会就处于这种状态,其政治表现形态就是既有的民主制度的衰退,而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反建制主义的兴起。至于国外一些学者所说的“经济盈余无法满足补贴”“全球化过度”等,只是这种状态形成的表层原因。

  在第二种“存在结构”中,权力逻辑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向,凡是在资本逻辑起作用的背后都有权力逻辑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在整体上依附或服从于权力逻辑的资本逻辑不仅不能起到创造“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语)”,而且还会使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响得到强化,从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机体产生越来越大的腐蚀作用。应当承认,至少迄今为止,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要保证社会整体的正常运行(包括经济的正常运行),权力逻辑及其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需不需要权力逻辑,而是如何将其与资本逻辑置于一种合理的存在结构中。[8]如果权力逻辑在社会中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受其直接操控,而资本逻辑则主要起着为其“输血”、使其无限膨胀的作用,那么,资本逻辑的负面作用不仅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而且其肆意横行还会得到保护,同时也使各种既能够制约权力逻辑也能够规范资本逻辑的社会力量、制度难以形成和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引发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概括为“以权力逻辑为主导的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谋”[9]。只有改变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这种存在结构,以制约权力逻辑来规范资本逻辑,斩断这两者的“共谋”关系,各种既规范资本逻辑也制约权力逻辑的社会力量、制度才能顺利形成和发展起来。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存在结构的这种改变,不仅能够使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各自的正面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能够不断推动劳动的解放,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在国家层面上的有效发展。可以认为,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正是由此确立和发展起来的。[10]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由以形成的真正基础。[11]可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是不能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的,当然更不能照搬近现代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批判的具体论述,否则,就会出现指向上的混乱。而指向混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因为它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灵魂和基本精神相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存在结构的上述改变,绝不是对西方社会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存在结构的复制,而是对其的超越。中华民族必将会在这种超越过程中站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改变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存在结构,从而不断推动劳动的真正解放,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在国家层面上的有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说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

  最后,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具有其特殊性,但丝毫不意味这种批判建构的意义只局限于中国地域。应当看到,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其所面临的至今尚未解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难题,都与“中国问题”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故他们将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此外,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过程,将不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其实际成效也必将会提升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并为世界社会主义在文明形态意义上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因素。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必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因为,没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它就不可能实现其批判中国现实的功能。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实现其批判中国现实的功能,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批判。所以,目前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被三种弊病所严重困扰:一是,玩弄无意义的抽象概念游戏;二是,单纯地“歌颂”或“错乱的哲学指责”成为哲学的主题;[12]三是,“跟风”成为哲学存在的基本方式。当然,这三种弊病虽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方法论上却是息息相通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无条件地照搬西方学界哲学范式和话语。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即:缺乏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故只有在不同程度上直接照搬西方学界哲学范式和话语,才能显示出一点“哲学味道”。

  我国有的学者指出,在目前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路径依赖”、无边界和前提的“场外征用”“新教条崇拜”等现象,[13]这是有道理的。但笔者以为这里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即: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无不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直接相关。“整体上趋于萎缩”必然导致“原创稀缺”,而“原创稀缺”又使“路径依赖”、无边界和前提的“场外征用”“新教条崇拜”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反过来,这些现象也进一步使“原创稀缺”和“在整体上趋于萎缩”)。所以,目前在中国学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居然越来越被“边缘化”(包括“自我放逐”)。其主要表现是: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等思潮充斥于其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往往三缄其口,或顾左右而言他,或自说自话,而没有或很少发出自己独立的、有影响力的声音,亦即在整体上没有“在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知道创新的“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性吗?似乎都不是。笔者以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这也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规律决定的。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这种“在整体上趋于萎缩”直接表现为“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能力”的逐渐丧失。当然,这里所说的“在整体上趋于萎缩”不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关注中国现实的内容,而是指其关注的方式愈来愈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的方式。[14]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成果的不断生成,一定是对处于一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现实及其走向批判性反思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直接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成果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范式才能不断生成。而没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及其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发展,从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举个例子,以进一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的问题。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许多经济领域的发展方面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如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了30余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准获得极大提高,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等等。故此,不少学者就围绕着这些事实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总结出许多“中国经验”,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公有制(国企)与非公有制(民企)的有机结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强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有机结合”,等等。应当承认,这些“中国经验”在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取得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研究的视野仅限于此,还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因为,同一过程还有另一面,即: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所走完了的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其中不仅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品尝”到的西方社会几百年所经历的苦难,同时迄今为止还越来越深受西方社会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的困扰,如以“官本位”和“等级本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关系对整个社会的侵害等。进而言之,在中国,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的取得,是与“寻租”的普遍化、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发展、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贫富分化程度高于西方社会的平均水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降低等相伴随的。可以认为,我们目前的整体社会状态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有相当差距的。这也说明,上述“中国经验”同时包含着需要批判性反思的局限性(这绝不是对上述经验的简单否定)。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恰恰“遗漏”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故其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这也是“整体上趋于萎缩”的主要表现之一。

  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的视野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既不是用来简单肯定或颂扬的,也不是用来简单否定或指责的。面对这一复杂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的具体表现应是,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作为一种动态的、具有自我调整和自我超越特性的对象来加以批判性的审视,并在方法论上引导人们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的道路具有不容置疑的必然性,直接体现这种必然性的“中国经验”是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但这种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历史的,而并非是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它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是需要随着处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而调整和改变的。因此,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超越既有“中国经验”的局限性,[15]使中国道路创造性地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16]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实现了这种现实批判功能,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方法论支持,给中国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精神文化活力。当然,这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对笔者的上述观点产生误解,还需要在逻辑上对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加以提示。

  其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丝毫没有否定这些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付出努力的意思。应当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包括对其当代意义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领域,学界的确有不少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于缺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撑,不能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这些成果基本不属于“中国内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体系创造”方面的成果,抑或说,这些成果基本上不属于“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方面的成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世界性崛起”、坚定走自己通向世界文明发展前列道路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如果不能在哲学方法论上获得有力支持,肯定是缘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实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各种社会思潮充斥其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发出自己独立的、有影响力的声音,并在方法论上真正占据引导地位,必须要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基,在“现实批判”“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方面下功夫。当然,“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要求,而不意味着每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要直接介入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但这也并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个体研究者毫无关系。实际上,每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个体,只要不断地要求自己“从解释性文本向创造性文本转化,从封闭性研究向开放性研究转化,从碎片化研究向体系化研究转化”[17],就会有助于推动作为整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撑下,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从而使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出场。

  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其本质要求是不断地实现其自身的原始创新。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必然包含着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的过程中,需要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审视和再认识,以为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而这绝非是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简单运用。换言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的过程中,既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相关理论范式,也不可能直接或无条件地借用传统的资源,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套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怎么办?唯有原始创新一条路可走:不断丰富、拓展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形态和理论环节,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否则,闭门“玩弄无意义的抽象概念的游戏”“单纯的‘歌颂’”或“错乱的哲学指责”、简单的“跟风”,就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如上所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克服上述这三种弊病,走出困境,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和原始创新,以生成“中国内涵的概念”和创造中国“思想体系”,不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不行的。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基,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其三,以追求、实现中国人的幸福和自由以及中国的富强、平等、公平、民主、法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着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性的重任,在实践上没有可直接效法的榜样,在思想上没有可以直接借用的资源,故首先特别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过程中生成的思想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言,就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上述迫切需要,即:目前中国所处的深刻变革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8]毋庸置疑,习近平所言当然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作为“看家本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的迫切需要。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远不能满足党和人民的需要,远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远不能满足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中国不断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何以不能满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由于缺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务必不能把“满足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中国不断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庸俗化地理解为“揣摩”和“吃透”上边的“意思”,以及简单诠释相关文件及其“背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是在“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中按着“学术自主”的原则展开的。其中生成的创造性成果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需要的。

  

  综上所述,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只有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并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5页。

  [2]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叶险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从逻辑上看,“对中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是“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的批判性反思”的结果。

  [5]叶险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复杂性及其实践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1-512页。

  [8]笔者这里所说的把“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置于一种合理的存在结构中”是指,通过对政治体制的完善来破解以权力逻辑为主导的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勾结关系,以制约权力逻辑来规制资本逻辑,从而使这两者都处于受由法治和文化规范所保证的社会各种力量及制度的有效监督下。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劳动的不断解放(参见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9]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渊源上看,笔者这里所说的“以权力逻辑为主导的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谋”,是与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巨大惰性传统——权力直接操控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经济生活领域直接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彻底铲除这种惰性传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既有有益的探索,又有惨痛的教训。笔者以为,正是基于对这种探索和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多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配套进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在于推动经济发展,也在于促进对社会结构的改造和文明形态的发展。然而,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此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我们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出现了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改革脱节的倾向。因此,促使思想文化变革和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推动对社会结构的改造和文明形态的发展,就是目前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使命。能否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直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10]在笔者看来,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持续的严厉反腐,其目的就是要为改变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存在结构、进一步推动劳动的解放打开和拓宽通道,以最终完成对“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既有存在结构的改造。

  [11]本文呼吁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也正在于推动对既有的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存在结构的改造,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2]叶险明:《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哲学研究》2016年第9期。

  [13][17]孙麾:《中国学术的基本语境与学术期刊的发稿方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

  [14]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就是指立足中国现实、剖析中国现实、构建中国现实的有机统一。

  [15]“超越既有中国经验的局限性”,既包括对原有中国经验部分内容的扬弃,也包括对原有中国经验部分内容的调整,同时还包括对原有中国经验部分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不过,对于“超越既有中国经验的局限性”的具体共识,只有通过新一轮的中国思想解放才能形成。

  [16]笔者以为,对这方面的道理简单概括并不难,但要从方法论层面引导人们真正搞清楚,以形成一定的共识,则很难。

  [18]《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nl/2016/0517/c64094-28358058.html。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5a1k41sbWYjAVtkqo05w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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