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政策破坏巨大 推进反思国家宏观政策范式(二)

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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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81期(总第1969期) 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

   

  新自由主义政策破坏巨大 推进反思国家宏观政策范式(二)

  (上接第79期)

  [导读: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限制工资、减少政府项目,其对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削弱了国家快3在线投注平台,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同时也引发了政治冲突,激化了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巨大破坏推进了对国家宏观政策范式的反思。]

  新自由主义转型带来灾难性破坏

  新自由主义革命是为谁?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里斯汀·R·戈德(Kristen R. Ghodsee)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时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向东德给予承诺,“无人再将比之先前更为惨淡,多数人走向美好未来”。他的话刺激了整个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的快速转型。30年后的今天,科尔与其他几位西方领导人所作的承诺,又到底兑现得如何?

  如今,若是旅行前往布拉格、基辅亦或是布加勒斯特,辉煌靓丽的大型购物商城比比皆是,陈列着种种进口的消费品:法国香水,意大利时装,瑞士名表。再是当地的影院,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排着长队等待着最新上映的热门漫威电影,或是低头看着手里线条优美的苹果手机,兴许是在计划着下个假期的巴黎之旅,甚至印度果阿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的中心地带遍布了高档的咖啡厅与酒吧,成为了国外来客和当地社会高层人士在巨型购物商城里品尝甜点的场所。与往日的拮据与难堪相比,今日的中东欧怀抱着新的机遇。

  然而,就在这些表面的堂皇背后,对于只能靠养老金度日的退休阶层和贫苦人群来说,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就已经是痛苦不堪了。那些没有太多收入的老年市民,只得在三份必需品做出唯一的选择;选择供暖,或药物,或食物。而农村地区,部分家庭只得回到田园生活,维持基本生存。年轻人蜂拥逃向国外寻找更好的机会。人们日渐怀念起当初那个政权所能给予的安全保证和国家稳定,于此同时,经济的衰退和政治虚无主义也给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带来了又一重刺激。此时,民粹主义领导人则是借口公众的不满,废除民主制度,将经济转变为其亲朋和支持者的利益。

  1989年的那几次革命孕育起了前社会与后共产共存的窘境。若是说在过去的30年间,极少数一部分人向着积极的方面改变的话;那么中欧,东欧及中亚的大部分前社会主义群体则仍是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倡导的集体心理所弥留的鸿沟般伤疤中苦受折磨。

  1990年代,这些欧洲国家终于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预知到了经济衰退的到来,却万万没想到这场噩梦其灾难性的破坏力和持久力。据来自美国农业部、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数据,我们针对此次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经济衰退规模进行了计算,并特别将其与欧洲和欧亚大陆(始于1989年)的破坏力与美国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进行了比对。

  依照经济衰退的平均持续时间和破坏力,将后共产主义国家分为了三组:优等(最成功,即相对影响较小)、中等(平均值)、以及下等(经济重创)。在优等组的国家中,经济衰退指数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况相似,即人均GDP下降30%。中等组国家遭受到严重损伤,其影响力超过了美国经济大萧条,即人均GDP下降40%,持续时间长达17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仅持续10年)。而低等组国家至今仍未从此次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着眼望去已经30年,相关国家的人均GDP仍低于社会主义后期水平。

  摩尔多瓦,低等组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此次的经济转型几乎将国内所有人击溃。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的人均GDP于1999年开始出现暴跌并触底,当时的人均GDP水平相较于国家在1989年(即10年前)低了66%。2007年仍比1989年低了42%。虽在2010年之后,摩尔多瓦经济增长迅速,但直至2016年,再次相较于1989年时,其人均GDP水平仍低了12%。

  而低等组的国家并不只有摩尔多瓦那么一个,包括了其它5个后共产主义国家(格鲁吉亚、科索沃、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克兰);2016年,这几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仍低于其本国1989年的水平。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经济转型带来的是空前的经济折磨和微薄的收益,少数精英除外。后共产主义的经济剧变猛地引爆了数百万的人口额外死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种种社会弊病;而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的遮掩下显得渺无踪影:贫穷、有快3在线投注平台的犯罪、以及愈发剧烈的社会不平等。只是在1989年之后,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专注于自身的国家GDP总数,而忽略了那迅速恶化的收入两极分化罢了。

  死亡率上升、生育率下降、外迁移民增多是这些国家陷入人口死亡这一窘迫境地的三大原因,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人口衰减最为迅速的国家。据2016年一份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在此类国家中,大约在经济转型开始时间出生的孩子,平均比在此(经济转型)之前或之后出生的同龄人矮上1cm。在战争地区和其它环境中,婴儿缺乏微量营养素,并遭受社会心理压力,便造成了他们与其它安定地区孩子之间的差距。

  正在东西方自由派精英庆贺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和平,以及过去30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时,却也别忘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给所有一切的人都带来的好处。几次民意调查显示,社会信任正在下滑,公众对公共快3在线投注平台的信心下降,以及对收入不平衡的怒气正在上升。

  即使是对于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优等国家,也成为了民粹主义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沃土。经济转型引发了经济衰退,而这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无比惨痛在许多公民心里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并且这样的惨痛仍然会在未来的十年里继续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便是如同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之后,公共政策成了美国所热衷的事情一样。

  距柏林墙倒塌已有30年,现实却与科尔那流传千古的誓言恰恰相反:多数人再次陷入比之先前更为惨淡的境地,少数人走向美好未来。这场于1989年引爆的革命仍将继续,直到真正实现多数人的美好未来为止。

  拉丁美洲的反新自由主义抗争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杰里米·阿德(Jeremy Adelma)和帕勃罗·普里鲁卡(Pablo Pryluka)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联合撰文指出,放眼拉丁美洲,公众耐心日益耗尽,智利出现了暴力,而阿根廷则面临着庇隆主义者重新掌权。近40年来,领导人和选民一直在努力使经济与全球市场保持一致,而忽略了调整政策以保护最贫困者。中右翼联盟和中左翼联盟达成共识,当他们就税收和其他问题争论不休时,拉丁美洲人接受了对外国市场和外国投资的需求。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世界贸易已经放缓。世界贸易快3在线投注平台预测,萎靡的增长最多只有3%。贸易战、条约停滞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给拉丁美洲人和其他依靠外国市场的群体带来了切实威胁。更糟糕的是,收入不平等性有所扩大。拉丁美洲本是全世界最不公平地区,2015年前,他们在平等性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随后GDP增长放缓和糟糕的社会政策让这一趋势被逆转。拉丁美洲领导人,不论出身哪个政治派别,都身陷困境。

  人们已经失去耐心,愤懑满腔。2017年后,阿根廷陷入了经济混乱。实际工资下降,贫困增加。失望甚至正在席卷拉丁美洲地区开放市场政治的典范——智利。10月18日,示威风潮让总统皮涅拉政府不得不出动宪兵队、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镇压暴乱和打劫。在接下来的一周中,世界看到的是与稳定的“智利模式”截然相反的景象。几周前,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将减少燃料补贴,结果引起了一波群众骚乱,迫使莫雷诺政府逃离首都基多。作为中左翼的科雷拉政府的继任者,莫雷诺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快3在线投注平台,采取了财政减支计划。和智利一样,大规模街头示威受到了严酷镇压。最终,莫雷诺不得不收回争议政策以恢复和平。在某些情形中,小恙造成了大患。在秘鲁,2018年卡钦斯基总统的辞职让国会中的民粹主义滕森派(fujimorismo)愈加有恃无恐,并引发了宣布秘鲁政客非法的示威。上个月,现任总统维兹卡拉关闭了议会,让人们对秘鲁的未来感到怀疑。

  在Verso出版社11月6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拉丁美洲的叛乱、改良主义和影响”(Rebellion, Reformism, and Reaction in Latin America)的访谈报道中,伦敦大学高级讲师杰弗瑞·韦伯(Jeffery R. Webber)详细讨论了席卷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反抗,他认为这些反抗的主题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

  就这些反抗的根源而言,每个实例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动态,需要进行仔细研究,但它们都是源于2008年开始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区域性回响。考虑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多种方式深入地融入了美国市场,它们立即受到了该危机的打击。危机对南美的影响被推迟了。

  之后拉丁美洲的次区域,与新的全球经济中心中国建立了更深的联系,这有助于保持南美主要出口商品(尤其是矿产,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天然气和石油)的高价,从而保持了增长,至少直到中国经济开始步履蹒跚之前是这样。由于当时美国或欧元区仍没有真正的复苏,因此世界市场上没有新的动力来弥补中国相对减速带来的疲软。

  因此,到2012年,南美洲大部分地区深陷危机之中,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依赖石油的经济体随后在2014年中期的油价暴跌中受到了严重打击。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显然掩盖了国家和次区域之间的重要不平衡现象)的年增长率如下:-1.8(2009),6.2(2010),4.5(2011),2.8(2012),2.9(2013), 1.2(2014),-0.2(2015),-1.0(2016),1.3(2017),0.9(2018)。

  因此,从2012年开始,经济持续以不均衡的形式下滑——连续两年完全的收缩——无论表面上是左翼政府,还是表面上是右翼政府,普遍紧缩的新时代都伴随着这种经济衰退。这是粉红潮的“周期结束”、动荡加剧、右翼叛乱和新的抗议浪潮的物质背景。以智利为例,在整个后独裁统治时期,智利一直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典范。尽管进行了各种修改,1980年在独裁统治下制订的宪法仍然存在。在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后的几年中,按地区标准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5.8(2010),6.1(2011),5.3(2012),4.0(2013),之后放缓,2014年至2017年间的增长率分别为1.8%,2.3%,1.7%和1.3%。然而,2018年的经济总量有所增长,GDP增长了4.0%,而随着世界经济的恶化,2019年的增长速度再次放缓。

  中左翼和中右翼都有共同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前提是技术官僚和决策者相分离和社会的去政治化,这样,市场的非人格暴政就可以自由地充当社会冲突的最终仲裁者。尽管增长一直比较稳定,但智利的不平等现象令人讨厌。十名智利亿万富翁拥有的资产总值占GDP的16%。

  同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靠信用生活,通过负债来负担私有化教育、医疗、养老金、高速公路和饮水服务,以及对穷人的隐性严厉税收(例如对公众交通征收高价费用)相关的巨大生活成本。智利的家庭债务是拉美国家中最高的,占GDP的45.4%——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个人债务是资本手中的巨大约束力量,使工人在苦苦挣扎中更加努力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皮涅拉通过向智利的平民阶层推介信用卡债务,赚取了他28亿美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

  不平等扩展到司法系统,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有主流政党都在与该国的大型寡头进行非法勾结。即使在极少数有充分的曝光机会和有罪的法律认定的情况下,公司的大佬们也不会被判入狱,而是会被判处很小的罚款,甚至根本不会假装这一罚款可以抵消最初从腐败交易中获得的利润。

  如果说在厄瓜多尔引起的柴油和汽油价格上涨是火花,那么在智利,这就是圣地亚哥的公共地铁系统的票价上涨。圣地亚哥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公交系统之一,在2010年至2015年之间,实际票价累计上涨了40%。

  整个新自由主义压迫的后独裁模型已经受到质疑。实际上,该国没有任何政治或国家快3在线投注平台在民众中保持任何信誉。新自由主义摧毁智利社会经济秩序的帷幕被拉开了——如今维系整个国家的秩序,取决于对绝大多数人所做的军事和警察胁迫。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几年对公民对国家快3在线投注平台的感受进行的阅读民意测验,应该有一种内爆即将到来的感觉。在2017年至2019年的各个时间点,有80%至9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国家,政党或政客不信任,他们的代表性已达到绝对零度。

  智利新自由主义绿洲的神话已经破裂。尽管目前的抗议浪潮似乎正在平静下来,但广泛的大众社会已经失去了对国家暴力的恐惧以及对国家权威的任何尊重。智利主流政客的技术官僚主义式“让市场说话”背后的暴力已经暴露了出来,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工人阶级有激进阶级斗争的倾向,而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已经转向激进并开始左倾。

  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乔治·索罗斯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中撰文指出,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开放社会是成功的,国际合作变为主要潮流。但30年后,民族主义最终变得比国际主义更有力、更具有破坏性。

  这并非是必然的结果。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但它没有履行这一地位授予它的责任。美国更有兴趣享受冷战胜利的果实,而非为处于水深火热的前苏联解体国家伸出援手。结果就是,它坚持拥护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药方。

  华盛顿共识假定金融市场能够修正其自身的过度发展,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将破产的快3在线投注平台兼并入更大快3在线投注平台的方式,来照看这些破产快3在线投注平台。这是错误的信念,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2008年的经济崩溃终结了美国不可置疑的全球控制,很大地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它也彻底扭转了开放社会的趋势。他们从美国得到的保护总是非直接的、有时是不充分的,但这一保护的消失使其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威胁。

  索罗斯认为国际主义(全球化)的最低点可能出现在2016年,期间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最终结果依然没有定论。

  反思国家宏观政策范式

  货币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龙洲咨询首席经济学家阿纳托尔·卡列茨(Anatole Kaletsky)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尽管货币基金快3在线投注平台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今年的经济活动放缓至2009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其所预测的3%的全球增长率仍远远高于过去的衰退,并且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不错的经济状况相一致——对全球持续扩张的第11个年头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国际货币基金快3在线投注平台预测明年的增长率会加速至3.4%,这一结果已经非常接近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趋势3.6%的预期。

  有人可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快3在线投注平台明年的增长率反弹预测可信度有限,而这仅仅是因为所有经济模型的设计方式决定了它们往往会回归长期平均趋势。但2019年数据却截然不同而且更加可信。截止今年这个阶段,2019年“预测”基本反应了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因此,相关数据大致反应了现实状况,如美中贸易战、德国汽车生产崩溃以及人们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恐惧。

  2019年预测证实了相对温和的状况,尽管爆发了贸易战,但美中两国均没有出现任何真正的经济衰退:自去年10月以来,两国的增长率均被下调了在统计上无关紧要的0.1%。日本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发生改变,而亚洲其他地区也仅呈略有放缓的态势。欧洲是今年世界经济主要的问题领域,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被从1.9%下调至1.2%,幅度超过1/3,而德国更是从1.9%直接下调至接近衰退的0.5%。

  坏消息是,哪怕不是在2020或2021年,世界经济目前普遍的相对温和状况将在某个时点真正恶化。届时,各国央行行长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再对商业周期和温和的经济衰退进行管理。不那么差劲的消息是,绝大多数决策者现在认识到,还有更加有效的其他工具存在,而阻止它们被广泛运用的只有过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教条。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证实各种形式的货币主义占据上风40年后,学术界的钟摆终于又开始回到凯恩斯的观点,即财政政策——也就是有关政府开支、税收和借贷的决策——为管理需求和稳定经济循环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各国央行行长率先认识到,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与此同时,许多政客和经济学家仍否认目前发生的范式改变。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早被实证研究驳得体无完肤。但更为严峻的挑战是,货币扩张与通货膨胀间可能没有任何关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种学术上的禁忌,尽管各国央行已经发行了此前令人难以想象数量的新货币,但却丝毫没有产生通胀后果。

  效果更持久的是货币主义最重要的负面禁令:那就是财政政策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因为政府开支增加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公共借贷增加相当于增税。事实已经证明,因为政府借贷会增加利率、通胀预期或未来税收,由此导致财政政策“无效”的各种理论都是错误的。

  过去10-15年来,所有发达经济体均大幅增加了公共借贷与负债。但投资者非但没有对通胀感到恐慌,也没有通过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惩罚这种所谓的挥霍,反而放任政府借贷利率达到历史最低。在许多国家,他们甚至通过负利率接受确定的损失。然而,尤其在欧洲,认为财政扩张无效或不负责任、因此货币政策仍应继续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工具的理念依然盛行。

  今年,货币基金快3在线投注平台年会的一个重要事件是,这种反凯恩斯主义的偏见在央行行长中已经完全消失。国际货币基金快3在线投注平台新任总裁克里斯塔利纳·格奥尔基耶娃主旨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呼吁“财政政策发挥更核心的作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几乎所有的背景讨论。即使在欧洲,共识或许也正在转变。负责执行欧盟20世纪末货币主义全盛时期所制定的过时财政规则的新欧盟委员会成员已经开始公开承认,需要制定限制性不那么强的财政政策。而负责对国家预算进行评估的常任欧盟部门主席则呼吁采取“更加平衡的政策组合,”其中包括“此时此地”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简言之,各国央行行长和高级经济官员现在几乎一致认为,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并且应当恢复财政政策发挥其管理商业周期和支撑经济增长主要工具的任务。但许多政治家,尤其是欧洲政治家,仍拒绝承认货币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且凯恩斯需求管理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寄希望于能在下一次衰退到来之前有所变化。

  财政刺激政策前景渺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梅甘·格林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指出,今年我们不断地听到有人说,当下一次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协同的货币宽松政策是不够的。财政刺激对于维持全球增长将是必要的。遗憾的是,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圣诞节愿望清单。连续几年,我都把妈妈给我生个弟弟当成头号愿望。但是,一门心思地希望某件事发生不足以让愿望实现。

  人们普遍认为,各国央行没有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供给侧冲击所需的工具。世界陷入流动性陷阱,利率持续低企,储蓄过剩。财政刺激将是摆脱这种局面的一种方法。

  但是,尽管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合理的,从政治方面来说是有问题的。在美国,2020年举行大选意味着两党几乎不可能就任何重大新举措达成共识。选举年出台财政刺激措施并非史无前例——在2008年2月经济出现剧烈放缓的迹象之际,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和共和党总统通过了一项计划。但美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9%,虽然缓慢但并不令人担忧。

  即使在2020年之后,推出财政刺激措施的前景也可能是有限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说,有必要进行基础设施支出,但是多年来一直无法就如何为此买单达成共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近预测,明年美国预算赤字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让达成协议的难度加大。

  欧元区出台重大财政刺激措施的前景同样渺茫。许多人寄望于德国,德国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反映出国民储蓄超过投资。但总理默克尔所在的中右翼党派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将预算平衡视为其最高成就之一。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Olaf Scholz)在今年8月表示德国可能推出500亿欧元的财政扩张计划,但又明确表示他不急于这样做。

  部分原因是,即使不进行公共支出,德国经济前景面临的某些风险(贸易和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减弱。还因为,正如许多基民盟议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德国政客更担心失业而不是增长。轻度的衰退不足以引发财政反应。那需要失业激增,而到目前为止,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德国的回旋余地还受到其宪法的限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在非危机时期的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35%。这种债务制动将明年的刺激措施限制在最多50亿欧元,并在之后的几年中限制在100亿欧元——这几乎改变不了什么。

  法国和意大利仍处于恢复财政信誉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几乎没有支出空间。如果情况真的变得很糟——我们离这还很远——欧元区可能会以气候变化倡议的幌子推出财政扩张计划。德国最近启动了一项540亿欧元的计划来应对气候变化。欧元区政府和公司可能会加大发行绿色债券来投资环境项目,欧洲央行(ECB)已经在购买这些债券。

  中国当局在2008年和2015-16年度经济增长放缓时出台了庞大的刺激措施,这刺激了经济并提振了全球需求。这次,北京的刺激政策更具针对性并聚焦于国内,减少了溢出效应。

  梅林表示,不会屏息以待世界各大经济体的重大财政刺激。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重大财政刺激措施出台会发生什么情况。有句老话说得好:希望不是策略。

  有利于所有人的“真正”的产业政策

  IMF两位高级经济学家里达·谢里夫(Reda Cherif)和福阿德·哈萨诺夫(Fuad Hasanov)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联合撰文指出,大家不论是看美国,还是中国和东亚的经济奇迹,国家引导的产业政策都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产业政策几十年来被经济政策讨论边缘化后,现在我们要将它重新提到日程——它也应该被重新提上日程。

  在美国《大西洋月刊》1954年1月那一期,约翰·肯尼迪,那时是来自马萨诸塞州任职时间较短的参议员,认为不应该阻碍正在从新英格兰地区向美国南部地区进行的产业迁移。相反,他呼吁政府应该提供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来帮助以新英格兰为基地的企业发展,对产业工人进行再教育,扶持地方产业发展快3在线投注平台。

  肯尼迪认识到,政府在扶持南方地区和激励新英格兰地区的新产业中都要具有重要作用。今天,在产业政策边缘化于政策讨论几十年后,它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除了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外,英国最近也发布了其工业战略,以及新的法德政策宣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也采用了发展非石油部门的战略,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实施了相似的多样化努力。

  这些政策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来自国际竞争、生产率增长的广泛下滑、制造业工作丧失以及上升的不平等的压力。但产业政策总是引发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政策在许多国家都不起作用,相反导致了任人唯亲和腐败。他们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改善营业环境,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在有利的条件下,企业和企业家会成群出现并增长。产业政策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遭遇的现实性失败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相反,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市场失灵、需要某种政府干预的世界。另外,新部门,尤其是先进技术部门,不会简单地涌现,即使在好的商业环境中也是如此。很自然地,这一群体着眼于过去的成功,尤其是东亚经济体的成功。

  在最新的IMF工作论文中,我们运用这些过去的成功确定了成为我们所谓的“真正”的产业政策的基础的三个原则。在亚洲的“奇迹”经济体中——例如新加坡和韩国——以及日本、德国以及美国,政府在早期就干预支持新兴的、技术精细部门中国内企业的发展。成功的政策尤其关注于出口导向,使企业对获得的支持负责。考虑到强烈关注与技术领先部门,这一“真正”的产业政策从本质上而言是技术和创新政策(TIP)。

  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项目基本上模仿了韩国(之前是日本)已经使用的战略来逃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相似的,新的英国和法德产业政策关注于未来的行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

  对颠覆性创新的潜力的资本化对类似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选项。不管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如何,产生尖端的技术不进位国内投资者和企业创造了机会,也为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和企业创造了机会。此外,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对所有人都有益,对全球的竞争、创新和生活标准都作出了贡献。

  正如同需要两个翅膀才能飞翔,在实施一个有效的TIP时,国家和市场都必不可少。事实上“国家vs市场”恰恰不是思考该问题的正确方式。正如我们在2016年的书《打破石油魔咒》所提出的那样,国家必须带头将资源调控向那些市场本身最初不会支持的活动。同时,政府也必须坚持基于市场信号的市场决策过程,以保证自发的、竞争性的私人部门的空间。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说,“当公共部门起引领作用并且有雄心壮志,而非仅仅起促进作用或者处于温顺的状态,它能够推动前沿”。

  正如马祖卡托在《创新型国家》中所解释的那样,以前,当美国在处理新英格兰地区老产业消失的时候,它也会通过对研究和发展进行公共投资,以及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来积极促进技术创新、激励新部门的创造。事实上,在1979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占了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设备总购买量的一半以上。

  更广泛而言,有很多理论和经验原因来支持国家通过公共的科研投资、提供风险资本、投资与基础设施和技能,来扶持新技术的成熟和商业化。这样的支出不仅会有利于现有的创新中心,而且会有助于创造新中心。肯尼迪在1961年对登月计划的呼吁最好的阐释了国家引导型发展的影响: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在十年后成为了现实。

  美国支持技术和创新的驱动已经引致了科学的开创性进步和颠覆性技术,以及产生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行业。跟随着它的脚步,很多亚洲经济体也通过事实“真正”的产业政策实现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奇迹。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寻找一个实施TIP的利基市场。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知识溢出将对所有人都有利。       

  (完)

   

   

  (整理、编译:孙小雨、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81期(总第1969期)         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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